《缺失的终结》:从链接一切的迷失中找到归途

  原标题:《缺失的终结》:从链接一切的迷失中找到归途

《缺失的终结》:从链接一切的迷失中找到归途

  [书籍信息]

  书名:缺失的终结:从链接一切的迷失中找到归途

  书号:978-7-300-24431-0

  著者:【美】克尔•哈里斯(Michael Harris)

  出版时间:2017年6月

  定价:39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迈克尔·哈里斯,《赫芬顿邮报》和《环球邮报》的特约编辑,目前住在多伦多。2014年凭借《缺失的终结》赢得了总督文学奖非虚构文学奖。

  [内容简介]

  《缺失的终结》是一本反思互联网时代对普通人日常生活影响的书。作者认为,我们都曾渴望有一段远离现实生活烦扰的“瓦尔登湖”时光,悠闲地沉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从飞速变化的漩涡中暂时“缺失”。然而,互联网生活让我们每时每刻被互联网化,手环监测着我们的心跳和睡眠,微信、脸书、推特让我们人在床上就与世界链接起来,跑步了吗?走路了吗?英语单词背了吗?早餐的卡路里是否超标?坐在办公室,无数亟待处理的信息狂风暴雨般地涌上电子屏幕和手机屏幕,十几个窗口同时打开,每个人都成为数字移民,在虚拟的世界中真实地活着,不再具有专注力,不再耐心,无法深度思考。我们的记忆还有用吗?我们还需要背诵诗歌、名字和史实吗?维基百科可信吗?网络欺凌能被制止吗?我们会不会是最后一批做白日梦的人?作者担忧的是,我们这代人还能够短暂地远离互联网,而出生在00后的孩子,会不由自主地用拇指和食指放大一本杂志上的照片。“缺失”被永远地终结。

  此必灭彼?大可不必!

  作者认为:技术已经来了,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创造出来的东西删除或归零呢?技术无所谓好和坏,我们每个人各自决定要与技术进行多大程度的互动,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我们真正能够从中获益的东西是什么?我们现在要如何生活?

  这本书是希望引起大家的反思,而不是开出一张救世良方。不加思考地拥抱和一味地拒绝,都不是答案。绝对的拒绝,其实也是一种依赖。但你可以尝试告诉你5岁的儿子,圣诞节期间,互联网放假了;也可以像中国人一样,挤上春运拥挤的火车,和家人有一个真实的团圆。

  [编辑推荐]

  一本反思互联网时代对普通人日常生活影响的书。

  互联网生活让我们每时每刻被互联网化,每个人都成为数字移民,在虚拟的世界中真实地活着,不再具有专注力,不再耐心,无法深度思考。

  这本书是希望引起大家的反思,而不是开出一张救世良方。

  技术无所谓好和坏,我们每个人各自决定要与技术进行多大程度的互动。你想如何生活?

  [简要目录]

  第一部分 交集

  第一章 此必灭彼

  第二章 如今的孩子们

  第三章 公之于众

  第四章 公众舆论

  第五章 真实性

  第二部分 脱离

  第六章 注意!

  第七章 记忆(美丽的错误)

  第八章 纯粹网联

  第九章 如何放空自己

  后记:既来之,必安之

  译后记

  [书摘]

  序

  这东西能让你看到一切

  1996年——马来西亚

  巴都利马聚居地位于马来西亚东部,热带丛林的深处,离最近的自然村也有三英里。在我们的故事开始的时候,聚居地的大多数屋子都已经被遗弃或拆毁。那些用柱子架高的屋子都是单间,地上铺的是竹片。如今这里只剩下一户人家——暹蒂姆•贡达、吉米•辛亭,还有他们的12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儿琳达•吉米已经14岁了,想要自己去闯世界。

  这个屋子里,有一个四只脚的箱子,里面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屋里没有电,琳达每天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去捡柴火。但在特殊日子里,琳达的父亲会开车到村里,把看电视要用的蓄电池充上电,然后琳达就可以看《芝麻街》了。那些美国孩子和木偶咿咿呀呀地说着她听不懂的美国话,她完全看不懂,但它又是那么的好看,充满了外国的气息。

  于是琳达知道了,《芝麻街》里面的“大鸟”是黄色的。住在村子里的孩子们有电可以用,有电视可以看,他们都在炫耀着家里的彩电。

  琳达说:“我知道的。”她还对村里的孩子说,她们家的也是彩色的。

  琳达的家人深信圣灵与鬼魂。所以《芝麻街》里那些让他们眼花缭乱、光怪陆离的魔幻情景,他们只好当作未知的事物,收藏在他们心里的大魔术箱里。

  再说了,还有什么能比琳达的祖母苏卡的“孔布隆谷”更魔幻呢?那个圣物,琳达从来都没触摸过,她怕冒犯了圣灵而得病。但是,她看过祖母在屋子里挥动着“孔布隆谷”,那是多个动物牙齿和小骨头捆绑在一起的驱邪圣物。苏卡有能力使用这个驱邪圣物而不得病。她能够和祖先神灵接触,还能邀请圣灵来帮助杜顺族人治疗各种疾病。

  在村落被遗弃之前,有一次琳达看过她祖母给一个小孩治疗高烧。这不过是个小法术,苏卡都没把女大祭司的袍子全套穿上。她就穿着普通的纱笼围裙,还有一个长袖的上衣。她拿着“孔布隆谷”,在孩子头部上方把那一大串牙齿抖动了五分钟,孩子全身不断发汗。苏卡请圣灵祛除孩子身上的病,圣灵说需要先献上祭品——一只鸡或是几杯米。

  苏卡的巫医神术本应该传给琳达的母亲,但苏卡却过早死去,而琳达的母亲却像许多马来西亚人一样,改信了天主教。后来,从巴都利马搬到城里的时候,琳达的母亲把苏卡的驱邪圣物留在了那里。

  琳达也在慢慢想要离开这个聚居地,离开马来西亚的神秘过去。她想要更多,但却不知道“更多”是啥样子。18岁的时候,她离开家来到沙巴——一个只有2 000人口的城市。在那里,她在肯德基打工(一切操作都跟美国一样,只是工钱没有美国那么多)。她把那点薪水存了几个月,终于买上一部手机,那成了她的奢侈品。她迫切想要进入现代世界生活,最终,她想要体验世界未来的全部。后来,琳达转到在科塔•基纳巴卢稍微高级的餐馆——“小意大利”——工作。工资还是一样,但是这里会有游客来吃饭,她也就有机会跟他们练习讲英语。

  游客中就有加拿大来的刚刚大学毕业的奈特,此时正在这一带背包旅行。“跟我一起去新加坡吧。”他向琳达发出邀请。

  “好啊。”琳达愉快地接受了。他们开始约会。之后,奈特回了加拿大,并承诺要在秋天回来。琳达希望,而不是确定,奈特会实现他的诺言。没想到奈特真的回来找她了,最终把她带到了世界的另一端——加拿大的温哥华。她刚到的时候,实实在在地体验了所谓的“文化大冲击”。加拿大的城市简直破旧不堪,因为琳达总以为,北美洲的每个城市都应该像她在黑白电视上看到的《芝麻街》里的那样。

  几年后,琳达快成加拿大人了,她带着笔记本电脑漂洋过海地回到马来西亚看她母亲。她把家里的电话线连上电脑,拨号上了网,兴高采烈地跟母亲解释什么是“谷歌”。

  “这东西能让你看到一切。”她对母亲说。屏幕上出现了明星的视频。“妈,我让你看看我在加拿大住的地方。”她噼里啪啦地敲了一通键盘,屏幕上出现了一张世界地图,琳达将它局部渐渐放大,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再往东,最终找到了她跟奈特住的那条街。“就这儿,”她指着屏幕对母亲说,“我们就住这儿,这是我们的家。”她母亲起初看不懂,琳达便指着屏幕给她看。“这东西能让你看到一切。”

  “看到一切?”她母亲问道,把头往前伸了伸,满脸的疑惑。

  “一切!你想看什么?”

  “我妈妈的投胎转世。”

  我不想活那非生命的活法

  梭罗说,我们只是孤独,我们并不寂寞。如果有人寂寞了,那是因为他们不能忍受孤独。毕竟,梭罗不需要刻意地去孤独。他走进树林,因为他孤独;他走进树林去享受那独处给他带来的喜悦。他28岁以高材生的荣誉从哈佛大学毕业,却拿了一把棕黄色的斧头砍下当地的树木,给自己建造了一栋25平方英尺的小木屋;最近的邻居也在一英里之外。他在屋子下面挖了一个地窖,在地里种上豆子。他没有工作,他只是看书写作,看着周围树木的成长。他给了自己足足两年的时间,“让我的天才引导我前行。”正如互联网给我们的神经网络布好了线路,梭罗也给自己从小屋到瓦尔登湖铺就了一条道路。他写了如下的文字,似乎已经预见到了我们对神经可塑性的理解:“地球的表面是柔软的,人类能够留下他们的足迹;他们思想的轨迹,亦复如是。”

  但是,梭罗认为我们应该沿着哪条路继续行进呢?梭罗的理想的孤独,具体是什么样子呢?我找出《瓦尔登湖》来看。书中的智慧在我的重读中得以沉淀,我再次被那段感动过无数人的语句所感动:

  我住进树林里,因为我想真正地活一次,我只想面对生活中最基本的需求。我想看看,生活想要教给我的东西,我是不是学不会。我不想在我临死的时候,发觉自己从未活过。

  而这段著名语句的下一句,是我更想在此引用的。梭罗继续说道:“我不想活那非生命的活法,生命是如此的亲切可爱。”“我不想活那非生命的活法”,这里有两个比较含糊的假设:

  第一,我们芸芸众生日常生活中的买与卖以及管理的一切内容,都可以归纳成“非生命”。一个多世纪后,诗人安妮•卡森(Anne Carson)的话似乎呼应了梭罗所说的话,她写道:“当你读着这些语句,我不希望你觉得被束缚了手脚,觉得你的生命被一个铁丝网所隔离,还带着一块玻璃,就像是被幽禁宫中的厄勒克特拉。”

  梭罗所做的第二假设是,一旦我们搞清楚了什么是“真实的生命”以及“非生命”,我们就可以把“非生命”给切除。他的书就是拿来切除的手术刀。

  《瓦尔登湖》并没有提供什么一刀切的方法,也没有什么可以在亚马逊网上购买的那些自助式指导书籍给你的那么多鼓励。其实,《瓦尔登湖》这本书描述了一种精神危机,然后让读者自己去决定,是否要步入这种精神境界。我怀疑,是否会有那么一天,年轻人会不会也在他们的平板电脑里存着这本书,把它当作一个安全防护,来保护他们生下来就可以享受的那种随时可以上网的方便性不被粉碎。也许它所传达的效果也像18世纪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传达给德国年轻人的效果一样,一个新浪漫主义的图腾。也许,今后的年轻人不用再去做什么“伟大的欧洲之旅”,只要在网上做个虚拟的孤独之旅就够了。一个“伟大的缺失”。他们会在自己国家的偏远地区流浪一遍吗?(可能不会。)

  在我为本书搜集资料的时候,我问过自己好多次:梭罗会怎么做?他会不会把自己关在一个小木屋里关上几年,手机就近在咫尺,而他却不去触碰?他会不会把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头像给删掉?21世纪的梭罗若要了解他的尝试的局限性,可能会有一定的困难:银行交易是否可行?因为必须完全靠电子交易。他要在哪里划出一条行为的界限?对他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有这样的争论,因为当时的生活完全没有互联网的影响。

  梭罗是个末世的斯巴达克斯,但又是非常谨慎的人,这就使我们很难预料,如果他生活在我们现今的社会,他会怎么做。但是,我们知道,即使是梭罗,即使他在瓦尔登湖生活的那两年里,他也没有搞绝对主义。他的衣物是请邻村的人帮他缝补的。他要煮自己种的豆子和白萝卜,还是需要去买些猪肉,买几把盐。我不认为他是想要与世隔绝,完全不是。他只是在他认为自己有需要的时候去接触这个社会。不要被“非生活的生活”的概念给迷惑。他限制自己进入其他人的社会的机会,这样一来,与他们的接触就更加有意义。在书的后半部分,我们看到他的动机是渴望生活,而不是恐惧生活:“我不想禁闭在小小的船舱里,而是想走到世界这条大船的前甲板上,因为在那里,我可以更好地欣赏月之出于群山的美景。我现在不想下到舱里去了。”

  梭罗从未假装他要与整个社会切断联系,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作为人类,他也从未想过要完全与世隔绝。我们也不应该假装要把互联网从我们的生活中完全删除。把网络世界归零,这也不是我们的选择。毕竟,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创造出来的东西删除或归零呢?我需要重复之前说过的话:技术无所谓“好”与“坏”。我们所能做的解释只是:技术已经来了。对技术进行评判无异于对一碗木薯布丁甜点进行评判。我们每个人各自决定要与技术进行多大程度的互动,这是我们唯一能够进行评判的东西,也是我们能够真正从中获益的东西。我们现在要如何生活?你要如何生活?

  一百五十多年前,梭罗就为你,还有你的生活环境担心了。他坐在木屋里,可以听到不远处的菲奇堡列车的汽笛与轰鸣。“火车呼啸着穿过树林……提醒我,有许多躁动的城市商人来到了我们小镇。”梭罗说,大家越来越流行的说法是,做事情要有“铁路风范”(快速有效)。他还写到,新的钢铁技术是如此肯定地发展着,不断推动着气缸,让蒸汽不断地喷发。“不要走上铁轨,这是政府经常发出的真心诚意的警告,大家都应该遵守。车轮滚滚不停息,没时间来跟你宣读不可非法聚众的条款,也没时间朝天鸣枪警告。我们创造了一个命运 ……它绝不会改变。”

  19世纪末期蒸汽机车的到来也许对梭罗来说是充满危险的命运的征兆,但是就几代人的时间,坐火车已经是一种休闲活动,是一种慢步调的过去了。我们来听听加拿大的音乐奇才格伦•古尔德(GlennGould)的实验广播剧——《北之含义》(The Idea of North,孤独三部曲之一)。这个作品是这位作曲家在加拿大北部1 015英里长的火车线上创作的。这条铁路线的始站分别是加拿大北部荒凉的温尼伯和丘吉尔要塞。人们为什么要去那么荒凉的大北方?这是古尔德想弄清楚的。于是他跳上火车,在餐车里跟一个叫沃利的测量员聊了起来,他也成了广播剧里的人物之一。除了沃利的声音,我们还可以听到其他几个人的声音,那些居住生活在高出加拿大“可居地”数英里之上荒凉之地的男男女女,他们的声音如室内乐一般起起伏伏,时而重叠,时而独唱,交织成一组印象画派的多重思想观点。古尔德发现,这些人前往这北部的荒野,并不是要逃避人群,而是要真正拥抱生活中非常人性的东西——这只能通过某种独处才能够领略到。在一个电视采访当中,古尔德说,在那列北上火车上的人们,是在找寻他们自己,“他们想要对自己认真地探索一番”。

  古尔德有这么一个理论:与他人相处一个小时之后,理智的人应该花一定(较大)量的时间来独处(他没说具体是几个小时,但他认为应该是个大比例数字)。他重视沟通,但希望沟通的量有个度,而这个度绝对得靠他来把握。即使理解他过着半隐居生活的心态,他为数不多的朋友们还是会被他那充满热情、又长得让人恼火、而又激动人心的电话骚扰。他的粉丝们也常常因为他取消音乐会而大失所望——一直到1964年他不再进行公演。他决定要把自己的演奏全部由电子媒体记录,并把主要精力放在录音上。(他也因此表达了与麦克卢汉两年前出版的《古登堡星系》类似的想法。)

  开往丘吉尔要塞的火车仍旧为那些想要进入冻土地带的人们艰难地前进着。大约有23 000名乘客,他们都要找寻自己的缺失吗?这是这列火车的年均载客量。

  此时此刻,我在另一列火车“加拿大人号”上写着这些文字。火车的速度,若要梭罗来描述,那就是飞驰。当然,我称之为愉快地滚动,而我的后代们将称之为“冰川慢爬”。火车正在穿过落基山脉,远离互联网触角可触及的范围。我和同行的伙伴没有说话,但是当我们经过一个小镇的时候,其中一个穿着运动毛裤的人跳了起来:“有信号!”然后整个车厢的人都掏出手机,迅速地下载他们的电子邮件,或者打开地图软件,在电子设备上进行位置打卡。但是,这个片刻稍纵即逝。一两分钟过后,我们又进入荒野,两旁是一望无际的加拿大松林。

  我们有可能找回过去并永久保留吗?我们真的能够记住那些缺失吗?难道有些东西不是一去就不再复返了吗?

  我们知道,哈罗德•英尼斯说过:“写作的传播遏制了神秘事物的发展,让希腊人对他们的诸位神灵产生了疑惑。”我们也知道,“柏拉图不朽篇章的非结论性,已经不再适用”,因为写作技术的发展抹去了所有不确定的神话。有些理性的东西可能需要某种特定的技术环境。正如口述文化只能通过记录才能让人了解随之而来的抄写文化,如伊丽莎白•艾森斯坦所说,只能“通过印刷这一层面纱”来理解。以前的观点对今后的人来说会是一团迷雾。当他们用不同的镜片来看这个世界,我们怎么可能会跟他们有同样的理解呢?对于那些口述的历史,我们没有真正地理解,口述历史被抄写给终结了,抄写又被印刷术给消灭了。我们无法完全了解我们失去了什么,那么我们的后代又将如何知道现在正在失去什么呢?又有一层面纱被蒙上了,有可能最后的结果是:“前互”时代的文化将被视为一个令人困惑的屏幕,被“0”与“1”的利刀砍下头颅。

  记忆也好,当前的一种现实也罢,缺失的价值永远是无形的。但是,我们都会在无形中得到一些暗示。

  安东尼•斯托尔曾经写过关于诗歌创作的灵感,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见到的人类的最佳概念,大多数是在一种介乎清醒与睡梦之间的沉思状态中获得的。”我个人最喜欢的创造型人物,大多都好像刚刚才从禁闭的高塔中走出来。比如说,我就在猜,贝多芬晚年的那些作品中突然冒出来的“爵士”音乐的元素,一定得归功于他的耳聋。难道他的听觉的缺失,使得他免受先入之见的影响?我们需要这样的缺失,来为自己考虑、为自己而看。确实,我们在独处的时候,当我们望着火车窗外发呆,或者躺在地上看着蓝天发呆,这时候所引发的想法,才是能够产生新的理解的想法。这样的理解、这样的经历,不可能编入程序,也没有正确答案,而只能通过拥抱缺失来体验。人类也有数十年的研究成果,说明当我们有了一些独处的时间,我们的精神状态也会比较好。走入乡间的小道,那样的环境对我们的精神状态也很有好处,能够抑制住我们因久居城市而产生的好斗与神经质。科技把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空隙都填满了,但这些空隙也并非一无是处。这些空隙,是让我们存放奇幻、希望的地方,也是推动我们的灵魂不断探索的动力。

  塞内加说,“人类最伟大的成就都是在他们离群独处的时候产生的。”然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多数的时间里,我们都不是生活在离群独处的状态中,而是生活在一种“躁动的闲散”当中,从一个刺激的话题跳跃到下一个。“跳跃”已经是塞内加很容忍的词啦。塞内加用的是“中邪灵魂的不安能量”。最终,他呼吁平衡,要斩钉截铁地做决定:

  不过,必须把这两项——独处与群居——综合一下,并且在适当的时候选择其一:前者能让我们对群居向往,后者让我们对自己向内求。但两者互补:我们讨厌这个世界的时候,寻求独处;我们孤独无聊的时候,寻找人群。

  塞内加和梭罗还有古尔德一样,绝不是反人类。他渴望我们的联系能够更有价值、更有内涵、更具有目的性,并且我们不要被自己的小小自我放纵给吓坏了。

  有一些人已经开始守护缺失了。在日本,有一个“慵懒俱乐部”,他们推崇“慢生活运动”,在东京开了一个烛光“慢咖啡屋”。在美国,也有“恒今”基金会,他们设计了一个可以运行一万年的钟,就在得克萨斯州西部的山里,这与现如今人们争分夺秒地索取形成巨大的反差。还有修道院、佛教徒的静修场所等。有些软件工程师开始编写诸如“自由”“反社会”,还有“番茄时间管理法”这样的软件,这些都是让我们尽量不要陷入电脑设备引起的分神旋涡里。作家苏珊•凯恩(Susan Cain)写了《静》(Quiet)这样的书,主张:“在这喧闹不止的世界里,要通过静坐来获得内求的力量。”

  但,这些毕竟是少数。而且,他们这样给人类在螺旋式上升发展过程中的思维过度紧张泼冷水,是在努力挽救生活中的“缺失”,但这也是稍纵即逝的。想法很多的历史学家诺加•阿里卡给自己的定位跟我一样,我们都自认为“很幸运,我们来自一个不同的地方,来自信息不那么数字化的地方”。她觉得,正是局外人的身份——我们是最后一批做白日梦的人——让我们能够用一把智慧的尺子度量互联网以及电子媒体。能置身于这种美妙的定位,真好。真的。我们这些电子的移民,再过半个世纪就该绝种了。关于我们的平衡作用,阿里卡写道:

  有时我会心存感激,有时我会感觉恐惧,这样的依赖,意味着3D屏幕将沦落为平面。悠闲的脚步哪儿去了?宁静、独处、寂静都哪儿去了?孩提时代觉得再自然不过的世界,儿童书籍里也是如此表现的世界,跟这个充斥着人造光影的全新世界搅在一起,飞快、巨吵、失真。

  我觉得阿里卡跟所有此时还活着的人一样,都在进行着一项超大型的翻译工作。我们是为数不多的“前互”时代与“后互”时代的翻译人员。能做这样工作的翻译人员非常光荣,也不容易。马歇尔•麦克卢汉早就给我们剧透了其中的不幸:

  很多人都经历过新技术的第一波冲击——字母表或者是收音机。他们的反应是最强烈的,因为他们的感官——眼睛和耳朵——被技术延伸,给他们带来了一个让他们讶异的新世界。但是,当他们的个人以及社会生活开始进入后期、那个延长了的“适应”阶段,他们开始面对新技术带来的新的感知模式的时候,那才是真正革命的开始。

  我们的这个“适应期”要经历多久?再来个20年?50年?此刻看着这些文字的读者们,就算在10年之后,还能记得住他们在适应之前的情况吗?他们还会记得对一些比较根本的改变的反应吗?亲爱的读者们,你们之后的人,是否会忘却你们经历过的疼痛、不适以及变革?那些新奇的事物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别人认为的不可避免的很自然的事物吗?你们是否会认为那种灿烂炫目的生活是空虚不实的呢?

  缺失是不会轻易地回到我们的身边的。我们开始拒绝接受我们身体原本就设计能够储存的糖和脂肪;我们也必须下定决心,有时候也要拒绝一下那些被设定好的、要让我们去热爱的网络。对于技术的发展,我们需要使用,但必须以客观批判的态度来面对。我们必须这样下定决心,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喜欢这些通过联网才能够获得的东西,而是因为它们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我们才需要谨慎使用。

  每一项技术都使你和你的生活部分脱离。这是技术要做的事情,你要做的就是要用心去注意。首先注意到不同之处,然后每次你都得精挑细选地使用。